【岁月留痕】我们那个年代的零食和小吃　　

　　 记忆历史，再现历史；借古喻今，借古鉴今，借古言今，借古讽今，借古戒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由于转到了热闹一校，所以每天上下学时，必须经过一所看着有些阴森的建筑－－但从那里出来的孩子都很阳光。男孩子大都穿着崭新的条绒夹克，女孩子则是深红色和黑色相间格子的上衣和带褶的裙子――至于脚上，男女都一样，都是很漂亮的皮鞋。

　　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很有修养地走上早已停在外面的一辆辆大客车，按着上车的顺序坐下来，等待着开车。在等待开车这一段时间里，往往是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这真是绝妙的时间安排！车上，是一群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家里的金童玉女，车下，是我们这些被统治者家里的糟童糠女……

　　这里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政府机关幼儿园。早年，这里是外国人开办的"圣母圣经会"，里面很是收养过一些孤儿的。我们在那些年还批判和揭露过那里的早年，说是外国的嬷嬷如何的豺狼般地残害中国儿童，云云。后来这里就成了现在的幼儿园。再后来，文革了，这里便成了沈阳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即沈阳市歌舞团。我的小说《胎记》以及电影剧本《青春无罪》中的市歌舞团，都是以它为原型的。

　　车里的孩子开始吃东西了。

　　这时，我们这些孩子都不由的放慢甚至停下脚步，贪婪地看着车里的他们。

　　这时也正是我们嘴里频频实践巴甫洛夫理论的时刻，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男孩子手里的一块点心――那是一块长方形的、奶白色的、厚厚的且上面有一层大颗粒白糖的高级饼干！他漫不经心地咬了一口，我立刻觉得有一股从未嗅过的甜香味儿顺着半开的车窗向我飘来……

　　车开了，大家一直看着大客车渐渐远去。然后终于挪动脚步向家里走去――家里，蒸锅里那黄澄澄的窝头或者大饼子在等待着我们……

　　一．

　　在我童年的时候，灰色是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基调。如果你站在小南天主教堂的楼顶上，整个城市便几乎尽收眼底；一片片、一排排青砖平房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立体风格：苍凉而衰老。而就在这无数青砖平房的街巷里，你会听到悠扬而固执的叫卖吆喝声。这些吆喝陪伴我一直到今天。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卖冰者的吆喝。在烈日炎炎的酷暑，在酷热的静谧中，小巷里便传来那抑扬顿挫的吆喝――

　　凉冰啊，一拔牙底儿凉啊！

　　解渴拔牙的凉冰啊，一拔牙底儿凉！

　　这时，我便持一瓷碗跑出家门，跑出院门，看到一辆木轮手推车。那车上用厚厚的棉被捂着一瓷坛，坛内自然是一块硕大的冰。卖冰者右手持一木槌，左手捏一根大铁钉(我和伙伴们偷偷叫它棺材钉)。待你交他一分钱，他便用木槌很精湛地敲下一块晶莹剔透、冒着冷气的冰，并用很夸张的语气在嘴边"啊"着，以表明他的冰比别人的冰还"凉"。

　　但的确，那冰放在嘴里是真凉真爽。先是浑身一个不由自主的激灵，然后便觉一股冷气从牙缝开始窜入全身的每一处。这时再看自己的胳膊，嗬，一层鸡皮疙瘩！

　　噢，夏日清凉……

　　长大了，学了点乐理，再回忆起这卖冰的吆喝，才知道那不是说，而是唱，是有旋律的，而且是由五声音阶构成的一个完整乐段，充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域色彩。

　　那时候，街巷里每日都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你听---

　　打好酱油打好醋，打好腐乳臭豆腐！

　　冰果一毛俩，糖葫芦一毛一个！

　　焊洋铁盆儿――

　　牙膏皮子换小燕儿！

　　磨剪子来，抢菜刀――

　　就是这些吆喝，年复一年地在街巷的上空盘旋、回荡，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我降生的所在地叫热闹路，严格地讲，是热闹路一段。"一段"是个不可马虎的概念，所以插队时往家里写信，一定要极认真地写上热闹路一段，然后是什么里，多少号；认真些则要写上几委几组……

　　热闹路是一条窄窄的东西走向的小街，东到圣母圣经会，西至青年大街。它在我开始记事儿的时候还算热闹，我记得我五岁的那一年，我站在大门洞前阴沟上的小桥上，看着庆祝大跃进的队伍缕缕行行、敲锣打鼓地向刚刚成立的风雨坛人民公社走去。公社也就是现在的街道――那时沈阳城市里的街道就叫公社――

　　想想也不奇怪，张春桥和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后，把上海市就叫做上海人民公社！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火了，才又改回来，还叫上海市。其实张春桥学巴黎，是想这样可以进一步取悦毛泽东，没想到拍马挨了踢，上劲崩了弦。

　　我所居住的院子叫马家大院儿，是个不很标准的四合院，就是《青春无罪》中柳家大院的原型。临街房子的最西面一间，是理发店（那时叫剃头棚）。除了这个，后院还有一个我同学的爷爷算是经商的――卖一些糖果、山楂糕之类的。出了院子，热闹路就真的热闹起来――

　　往西看，第一家叫刘小铺，主要经营饼干、糖果。再往前走是粮店，再往前是一家国营副食商店，再往前，是老万头小铺，再往前就是菜园子了……往东瞧，第一家是杨煎饼铺，然后是专门经营水果的严家小铺，还有专门卖大饼的、卖猪头肉的、卖牛蹄筋的、理发的、压切面的……

　　千万不要以今天的商业小街的样式去联想我的热闹路――那是由一栋栋青砖平房构筑起的一条稍稍弯曲的土道。这些始建于清朝末期或民国初期的房子，已经在风侵雨浸中显出了老态――大片抛落的砖缝，秃了棱角的砖墙、裂了缝的大山……似乎都在告诉你，热闹路老了。

　　昏黄的路灯下，这些几乎没有招牌的小买卖，是由一扇扇闪烁着微光的窗口展现出来的。如果是在冬季，你会看到由煎饼铺里蒸腾出的热气，会看到一头蒙着眼睛的小毛驴，兢兢业业地围着磨盘转着圈儿；你会看到一个人正从卖猪头肉的那家窗口接过油津津、热乎乎、软塌塌的用一块很糙的纸包裹着的猪头肉，大声喊了一声"走咧！"，然后踩着嘎嘎作响的雪，钻进某个门洞；

　　你会看到严小铺屋里的水果和今天的有天壤之别――黑褐色的秋子梨、一脸麻子的安梨、形体婀娜的鸭梨……分别置于一个个去了盖子的苕条筐里；你会看到剃头棚里剃头匠手中的推子在一个顾客的头上"隆咯、隆咯"地走着……

　　偶尔，会有卖糖葫芦的从街上走来，嘴里抑扬顿挫地喊着"冰糖――葫芦――"；

　　一辆小车推过来了，车上的嘎斯灯散发着刺鼻的味道――但车上的东西很令你亢奋――色彩艳丽的（有些过份的）棒棒糖、小风车、pia ji、化学（就是塑料，）木梳……

　　如果仅仅截取这一组画面，把它拍摄下来，你就是打上"20年代"的字幕，也没有谁会讥笑"穿帮"的。

　　这就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热闹路。

　　在那个年代，一条这样的小街是很让人羡慕的――商业街啊。

　　似乎在一夜之间，大跃进的狂飙吹落了人们狂热之树的每一片叶子――1960年，大饿馑降临了……

　　那一年的某一天，母亲给生病的我从刘小铺买了半斤饼干――玉米面的，吃起来很香很香……

　　大跃进万岁！

　　热闹路失去了往日的容颜，许多铺子关门了，倒闭了。只有极顽固的几家，仍旧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韧劲儿，坚持着每天的开板、关板。

　　顽强坚持下来的人中有老万头。

　　老万头是我们最为讨厌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的人。这个无儿无女又无老伴儿的倔老头子，长着一双永远也睁不开的三角眼和两根苕帚眉；花白的头发乱糟糟地扣在头顶，脏兮兮的棉袄的前大襟上油渍麻花的――就是这样一个老头，竟然卖糖果！他的"糖果店"就是他的蜗居（一间和其他房子连在一起的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他坐在窗前的一块木板前，双手插进袖子里，打着瞌睡。

　　有时，他也精神起来，瞪着一双三角眼，向窗外看着，眉头紧紧地皱着，似乎这个世界令他很不满意。你和他永运无法交流，明明你手指着那个糖球，他也看得明明白白，他却非得问你一声："哪个呀？"

　　大家都叫他"老万头"，都不喜欢他，但都喜欢他经营的商品的价位。所以尽管讨厌他，还得经常到他那里去买。记忆中他温和过一次，因为我拿了1毛钱去买他的糖球！他高兴了，对于他来说，一次1毛钱的买卖就是大买卖了。所以他嘴角动了动，似乎是想笑，但由于他长年不笑，已经不会笑了，所以笑得象哭似的（赵本山语），说："我这糖，都是今个儿刚进的！"

　　这是扯蛋，"老万头小铺"不可能有新鲜食品！

　　大饥馑有条不紊地惩罚着毛泽东和大跃进，物质的匮乏到了极点。走在路上，你经常会看到一毛、两毛的纸币，但没有谁去捡――通货膨胀开始了。

　　在黑市上，干菜两块钱一斤！商店里偶而来了饼干，8块钱一斤！人们称它为高级饼干。一首民谣也随之诞生了――

　　高级饼干高级糖，

　　高级老头上食堂。

　　食堂没有高级饭，

　　气得老头上医院。

　　医院没有高级药，

　　气得老头要上吊。

　　上吊没有高级绳，

　　气得老头肚子疼！

　　一个京剧团的演员，平时就是一个美食家，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的痛苦。一天，他捧着一碗豆腐渣，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用丑角的腔调念念有词："老人家，您胖了，我可瘦了……"

　　结果遭来一顿胖削、一顿狠斗。

　　其实他冤枉了毛润之。

　　那一年斯诺来到北京，从毛泽东口中得到证实，他已经一年没有吃肉了。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怎么能吃肉？斯诺说：你目前要做的不是带领全国人民不吃肉，而是带领全国人民都吃上肉！

　　斯诺的哲学就是简洁。

　　二．

　　到了62年下半年，沈阳平民大致可以和现在熬过大饥荒的朝鲜人民一样，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说来也怪，这粮食一有了，小食品就出来了――或者说好象根本就没消失过！

　　谁不喜欢吃零食？我向来认为只有心理不正常的人才不喜欢吃零食。问题是你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吃零食！还有些人讨厌女孩子吃零食，我却认为，吃零食的女孩子最有味道！吃零食与其说是女孩子的缺点不如说是特点――有女孩子味儿的特点。所以在企业时，凡是从车间临时借来帮助整理材料的女孩子，我都会给她们买点吃的――她们乐得满脸放光――金老师真好！

　　小丫头，干活吧，肯定卖力气！哈哈！

　　60年代中期的零食中，糖类中记忆最为鲜活的是"大虾酥"，打到这三个字，我的嘴里似乎已经泛起它那股沁人心脾的香气――那是一种令你兴奋的香，一种令你的味蕾极度活跃的香，一种令你禁不住想跳起来或者在地上转上几圈的香……

　　看着似乎很硬实的它，一旦进入你的口中，一旦被牙齿和舌头裹挟，便立刻温柔地化为一团，在沙沙的声响中，让你体味到"甜、香、酥"的全部内涵！但是这种美味不是经常能够享用的，它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贵客时，你才会吃到一至两枚。它是奢侈品。

　　平时，糖类中大家吃的最多的就是糖豆了。所谓糖豆，就是那些推着小车的小贩子卖的。车上是一个制作精巧的多格的木制玻璃匣子，大约有80公分长；匣子呈阶梯式构成上下两层，每个格子里都盛装着糖果。有上面挂着沙糖的软糖，咬一口又艮又硬的牛皮糖――当然，有有各种颜色的糖豆。所以糖豆吃得多，是因为它的价位处于整个糖类家族的中间位置。

　　在它的下面，还有几种很上不得台面的糖：比如牛皮豆和面起子糖。牛皮豆就是外面包着一层看着就很可疑的黄褐色硬壳壳里面有一小粒糖的东西；而面起子糖简直就相当于今天超市里出售的"人造肉"！面起子就是苏打，用它将面粉和上糖精发起来，就成了外观看着象"灶糖"的糖族成员了。但是吃起来真是一种折磨，那种甜不是正经的甜还夹带着一种焦糊的苦味的口感，即使是孩童的年纪，也会在心底产生隐隐的屈辱和自卑……

　　这就说到吃灶糖了。

　　那时一到腊月二十三，家家都要请一幅新灶神的像的，贴在家里的炉灶上方，比较虔诚的，还会在那一天燃起几柱香，拜上一拜，嘴里自然是念念有词――

　　灶王爷，本姓张，

　　骑着马，挎着枪；

　　上上方，见玉皇，

　　好话多说，

　　坏话少说。

　　最后两句话是最重要的――汉民族的信仰虚伪而又实用主义。

　　我喜欢灶糖，嚼起来有意思。从颜色到口感我都喜欢，喜欢它那种坦率的甜和狡猾的粘。

　　同时我又很同情灶王爷，主要是他的居住环境太差了。成年的烟熏火燎，不过几日，一幅崭新的神像就面目全非了。以至于有这样一句歇后语：灶王爷吃鸡粪――埋汰神一个。

　　粮食类吃的最多的就是爆米花了。

　　那时候，崩爆米花在沈阳很流行，每当一脸漆黑的崩爆米花者在街头巷尾架起工具，便会有许多家的门打开了，走出来的人大都在腰间夹着一个盆，盆里最多的是玉米，当然，还有大米，甚至高粱米。敢拿大米崩着吃的自然是家境不错的，一月一人才2斤大米呀。于是炉火熊熊，烟气弥漫，于是崩花机悠悠转动，风箱呼呼欢叫――一会儿，崩者将那个炸弹似的东西从炉子上拿将下来，对准一个网口袋，用一枚钳子一撬――砰－－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粮食被扩大了！

　　这个细节曾经出现在我的电影《划痕的岁月》中――其实我的剧本中并没有这个细节，剧本中出现的，是当时盛传于沈阳的一个和尼克松有关的笑话，作为"声画分离"的一种表现出现的，画面是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但导演加上了它――当然，效果很好。

　　其实崩爆米花不是经常的，没那么潇洒，玉米不是人人家里都能弄到，大多数需要崩爆米花的人提供的。所以那时最多的还是用几分钱去买，买小贩子用小茶碗卖的，2分钱一碗。特别是看电影的时候，嘴里如果能嚼上几粒爆米花，是很惬意的。糖果是不可能经常吃的，不是为了牙――那个年代牙科诊所门可罗雀――而是罗锅上山――前（钱）紧。

　　只有谈恋爱的且已经处在比较深入的阶段，男方或者女方才会带上几块糖的――甜啊，身边是即将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人，眼前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故事，嘴里是甜津津的上海大白兔奶糖――生活多美好！

　　在我们沈阳，有一处地界叫西关，早年，这里曾经是非常热闹的"兴游园"。百姓们则更喜欢叫它"回回营"――那里是回族居民聚居的地方，就象老道口东面的西塔，是朝族居民的聚居地一样。"回回营"大体上相当于北京的"牛街"，直至今天，它还是那么的繁华，只是没有了当年那种浓浓的民风民俗味道了。

　　我向来认为，我们应当感激回族兄弟，因为是他们使我们这座缺乏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在饮食文化上可以多写上几笔。回族的牛类食品不必说，那是无比绚烂的。我最喜欢他们的切糕和凉糕，特别是凉糕。

　　夏日，我每每用一只手不时捂着自己的衣兜，因为里面有钱。耳朵则在捕捉着众多小贩儿的吆喝中那个最令我兴奋的一个――

　　芝麻火烧儿――

　　山里红！大个儿山里红――

　　崩爆米花儿！

　　洋菇niang（读上声）！新摘的洋菇niang――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不是不想要，是我的消费能力所决定的――我兜里的钞票只能消费回族叔叔卖的小食品。

　　凉糕！江米面的大块儿凉糕――

　　来了，回族叔叔终于来了！

　　3层或者4层一组的圆圆的、精巧的笼屉打开了第一层――细腻的、柔软的、半透明的、上面敷着一层白粉的凉糕静静地躺在里面。一把镊子夹起一个，再夹起一个，买卖就成交了。回族叔叔就走了――

　　凉糕！江米面的大块儿凉糕――

　　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咬到内馅时的兴奋――半流质的汁馅（是什么呀？）合着糕肉的柔韧和甜、香、凉一共涌出，刺激着你的味蕾，让你甚至想大声地呻吟……回族兄弟的凉糕的确给你一种凉的体验――不是那种激烈的、不礼貌的凉，是那种十分有修养的凉，凉得温柔、凉得恬静。

　　一块凉糕4分钱。

　　讲讲水果类吧。

　　最喜欢吃的就是秋子梨。50年代末期，秋子梨7分钱一斤，再穷的人家也吃得起――最起码过年要冻上一些的。直到今天，每逢过年我还是要买一些秋子梨的，因为我喜欢它那朴实无华的模样和味道。稍感不适的是，如今的秋子梨个头儿太大了，大得象《黄金甲》里刻意挤出的胸，肉感不假――就是不亲切――而且味道也不对！我儿时的秋子梨，可以说个个玲珑，枚枚纤巧，冷眼看去，象是由墨玉琢成的，精巧中透着质朴。

　　喜欢吃秋子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食用过程。

　　除夕之夜，从屋外小棚子里将它拎出来，进了屋，它便开始泛霜，圆溜溜的表体很快便现出一层白霜。拿来一个盆，盛上冷水，将它倒进去。等着吧，一会儿，挤挤擦擦的它们便开始结冰，再过一会儿，它们便全部镶嵌在玲珑剔透的冰壳里，所有的梨被冰层连为一体，如春天里水中的蛙卵似的，静静地等待着进一步的孵化……

　　再过一会儿，便可以将它们搬起来（真是搬，几十个梨子连在一起），忍着刺骨的冰冷，将它们一个个掰开――冰有些软了，开始玉碎，哈哈！秋子梨更软――刚才还鹅卵石一般的梨子，现在竟然如此温柔！咬一口――哦，好凉啊，好甜啊，好爽啊……那种含着梨汁的梨肉在口腔里咀嚼所产生的口感，任何一种水果也难以替代！

　　想一想啊，屋外，是偶尔响起的鞭炮声，屋内，铁炉子里的抚顺煤块将炉筒子烧得红了一截，肚子里是吃下不久的鱼肉蛋禽――正等着解腻哪！而正是此刻，一枚冷冰冰、白嫩嫩、清爽爽的秋子梨进了口，那滋味……

　　秋子梨，我永远爱你！

　　还喜欢吃柿饼子。首先，它的形体便使我对其产生了好感――那么圆，那么厚实，色泽又是那么深沉，蒂把儿又是那么的简洁而别致。咬一口，柔软中夹带着一丝坚韧，甘甜中融汇着些许酸涩――但不喜欢它表体上那一层白粉――干嘛呀？多烦人，擦去它！后来听说，那层白粉是有营养的。至于是什么营养，说不清。

　　作为水果类中的延伸品种，干果应该是最富于情趣的了。花生、毛磕（就是葵花籽）、榛子不必说――敲核桃是最有意思了。它需要很多工具――钳子、锤子，还有钉子。在核桃那逶迤蜿蜒的沟堑的最深处，如果还潜藏着没有剔出来的核肉的话，便用钉子尖细细地抠挖，直至那一点点核肉被抠出来，送入口中。这就想起了一出很有名的剧目《胡桃夹子》，呵呵，扯远了。

　　梨干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干果佳品。脱了水的梨子再被切成片，放到嘴里，便有一种奇异的味感――它依稀保存着梨子的原有风韵，又有了一种梨子所没有的柔韧和调皮，嚼着它，比吃梨子有意思多了――而且它便宜，抗吃，宜于保存；放在衣兜里，明天上学校和小伙伴分享，多好啊。

　　还有苹果干，还有香蕉干，还有葡萄干――当然，这不是外面这些孩子能够吃的――估计政府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会经常吃的――如果他们的父母认为吃它有利于他们的孩子成长的话。

　　三．

　　沈阳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是在１７世纪的２０年代，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而所谓2300年的建城史，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实际意义。它在其漫长的岁月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屯镇而存在的――这就使它一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缺乏文化上的积淀――军事文化和城市文化毕竟是两回事。

　　所以直到今天，"猪肉炖粉条儿可劲儿造"，仍旧是关内和南方人讥笑东北人（包括沈阳人）的重型炮弹――你们不懂吃。

　　受聘于北京的一家代理中国体育彩票的公司时，在广州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湘妹子。一次闲谈中她说："金老师，我去过沈阳。"

　　"吃不惯吧？"

　　"嘻嘻……"湘妹子只是笑。

　　"沈阳也有小吃的。"我说。

　　"嘻嘻……"湘妹子还是笑。

　　我耸了耸肩，默然了。

　　其实沈阳确实是有些小吃的。

　　在度过了1964、65这两个大陆人至今想起来还很温馨的年月后，毛泽东突然（或者早就）认为，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于是便"文革"了。

　　于是我们刚刚有了红润的脸又开始泛起菜色。

　　麻花儿没有了，那稀酥崩脆的大麻花儿呀！馃子（油条）没有了，那外焦里嫩、黄澄澄的果子啊！豆腐脑没有了，那鲜嫩的脑块儿、翠绿的韭菜花呀……

　　都没有了，都被"革命"了。

　　硕果仅存的就是油茶面了。它成了文革年代人们打牙祭的唯一小吃。记得在一年的冬天，哥哥和我在中华剧场看了一场样板戏后，已经是深夜了。斜对着剧场的折角处（就是现在的新世界），是一处小吃店，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去，它也是很优雅的――在那个年代，它简直就是华丽了。

　　我们走进去，哥哥要了两碗油茶。我记得我一边吃一边自豪着，因为从外面走过的人，都用很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想想也是，一碗油茶3毛钱啊。而且还是在这么华丽的地方！

　　外面是满眼的冰雪，屋里温暖如春，洁净的、白色的小圆桌、小圆凳儿，墙上，挂着毛泽东诗意的一幅红梅傲雪图――真高雅啊。

　　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沈阳人的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我们嘴里的零食也越来越显萧条。

　　开始吃豆子了，就是炒黄豆。逢年过节，政府会在粮店供应市民每人若干黄豆的。于是便炒着吃。不放油，干炒。一人分上一把，一个个地放在嘴里嚼着。但是孩子的天性决定了，大家都喜欢凑在一起吃零食（我不知道关内和南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自己吃零食是很耻辱的。大家便凑在一起，你磕我的毛磕，我嚼你的黄豆；你吞我的蚕豆，我咬你的黑枣……

　　记得我将一把黄豆递给院子里一个女孩子时，她拒绝了，小声说："爱放屁……"

　　黑枣个头儿很小，艮巴拉叽的，还没个形儿，吃到嘴里，是一种很俗气的甜味，而且肉薄、核大。但经常吃它――因为你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于是大家给它重新命名――羊粑粑蛋儿――这是一个十分形象的命名，它太象羊屎蛋儿了！以至于后来大家野营拉练和插队后，一看到走在路上的绵羊，一边走一边从那浩荡的尾巴后面甩出一粒粒黑屎蛋儿时，男生就高喊――"黑枣！黑枣！"

　　女生便很纯洁地嘟囔着："真恶心……"

　　梨干还有，但梨的品种似乎换了，所以味道也不对了。再后来，梨干也没了，但出现了新品种――梨皮干！接着又出现了柿子皮干、山楂皮干和苹果皮干！

　　饭店里，出现了高粱米和大米的两掺饭食――二米饭――其实就几个大米饭粒。猪肉紧张，于是在太原街的一个餐厅，我看到了橱窗里摆放着一盘盘猪尾巴，标价是一盘4毛。

　　当然，猪尾巴如今是高档菜了。但那时，它是一个国家民众生活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出现在了沈阳第一街……

　　少白头的人多起来，男孩子还好说，有些女孩子（而且是蛮漂亮的女孩子）竟然也在那油黑的大辫子上，闪烁着根根白发！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缺营养啊。

　　在沈阳中街，有一处卖面食的饭馆，它有一种食品在沈阳闻名遐迩――杠子头。文革后期，它又出现了――当然，出现了不等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享用它――首先是钱，然后是票――要粮票的！

　　杠子头太硬了，不是笑话，用它作为临机性的防身和自卫武器，其功能是无需怀疑的。

　　杠子头太香了，你能从中咀嚼出面粉的经典韵味。

　　杠子头太贵了……

　　老沈阳们说起家乡的小吃，大都如数家珍――老边饺子、李连贵大饼、那家白肉血肠、马家烧麦、大舞台油炸糕……当然，家珍也就这么多。而且这些家珍不是我等人能够在那个年代享用到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才在人到中年时，把这些小吃都补了课。但坦率地说，没什么感觉了。

　　大舞台是老沈阳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在早年，许多关内的名角据说都在这里唱过。我在80年代在这里看过京剧，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其实我不喜欢"猴戏"（票友对《西游记》相关剧目的称谓），特别是唐僧还是老旦的唱角――荒唐。

　　但我喜欢大舞台的油炸糕，尽管我不喜欢粘食。因为它是近代由沈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品牌――它给贫瘠的沈阳饮食文化，添上了一笔，弥足珍贵。以至于一个学生在老师命题的用"又……又……"造句时，造出了"大舞台的油炸糕又香又甜！"――老师和学生一起大笑。

　　现在，大舞台已经改称为刘老根大舞台了，二人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京剧打得无影无踪。大舞台的油炸糕也叫不响了――而且不仅仅是它叫不响了――那家馆关门已有多年，李连贵大饼经营惨淡，马家烧卖已失去早年的繁荣，老边饺子被新洪记、甘露饺子挤压得颇显尴尬……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贫乏的城市，极易被同化，甚至被异化，被风化……

　　放眼看去，京菜、粤菜、川菜、鲁菜，以至于后来的杭帮菜，等等等等，齐聚沈阳。

　　沈阳人岂肯轻易就范？于是辽菜出现了。满汉全席出现了。

　　不行，沈阳人还是以能进粤菜馆为尊，海鲜是沈阳（内陆城市）人永远的最爱。

　　90年代中期，沈阳忽然兴起一股令人啼笑皆非的饮食潮流――乱炖。

　　乱炖，就是将大头菜（甘蓝）、土豆、云豆（豆角）、西红柿（番茄）、茄子等蔬菜和大块的五花猪肉放在一起，加汤给火，炖将起来。

　　人们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最后说说酸菜吧。

　　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使国人更加领教了东北大汉的豪爽，但同时，沈阳人更自卑了――猪肉炖粉条还不说，还得加上酸菜――多土的东北人！

　　酸菜炒粉还真是道好菜，不管关内人和南方人怎么看东北人的饮食，但他们大多都喜欢吃这道菜。我在《胎记》中提到过酸菜，但没有展开写，因为写周健和他的男朋友一章将展开写，但后来这一章删除了。现在想想，挺可惜的。渍酸菜是沈阳的老传统了，清代诗人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写道――

　　衣檮寒碪女子双，

　　高丽纸白快糊窗。

　　园田菜属秋菘好，

　　趁满西风著几缸。

　　诗虽说不怎么好，但渍酸菜的风俗还是点出来了。酸菜纷应当成为东北的一道名小吃。

　　翠花儿，上酸菜！

　　缝隙白光，30几年过去了。我降生的热闹路一段，已经成为一条宽阔整洁的准商业街了。当年的青砖平房已荡然无存，当年的我们已经两鬓斑白，当年的零食和小吃已经成为岁月的标本，只有在我们怀旧的慨叹中，才时时出现。

　　女儿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给她讲我儿时的生活、文革年代的困窘。在我讲得口干舌燥后，女儿很"成熟"地说："爸爸，我懂了，你们那个时候，连巧克力都没有！"

　　我差点没晕过去。